关于党政关系问题，前面已多有述及。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按照1982年宪法的立宪原意，公民的这三项自由毫无疑问是受到限制的，不是绝对的，与西方宪政中的所谓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不能画等号。设想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对党中央进行宪法监督，实际是仅仅从法律思维出发考虑问题，但在一个国家的整体治理秩序中，除了法律思维外，还必须用政治思维来考虑问题、设计制度，而且，在很多情况下，政治思维是先于法律思维、优于法律思维的。
在国外，不行使公权力的一般公民个人基本不会成为宪法监督的对象，在我国宪法中，以前一般也没有说到不行使公权力的公民个人违宪的情况，当然这并不排除一般公民个人违宪接受宪法监督。按照1982年宪法的设计，党的领导写在序言中，故其法律效力又有争议。核心的问题是，如果不服从党的领导，是不是就属于违宪，并要追究其责任？对这个问题，2018年3月27日，栗战书委员长在宣传贯彻实施宪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已明确提出，并给出了答案。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专门做出宪法解释，首先说理性地阐明西方宪政的几条要害内容，在这个基础上对宪法中一些容易滑向西方宪政的模糊性内容做出明确的界定和限制。领导方式 2018年修改宪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长期以来，我们对宪法监督的理解基本是局限于法律意义上的，即强调有权机关严格依照法律程序对一个违宪行为进行撤销纠正直至追究责任。宪法监督和宪法实施有十分密切的关联，几十年来，大家对这两项工作似乎有很大的不满足甚至尖锐的批评。[21]而法律与自由的关系也非常复杂。
[5] 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MEMO-15-6385_en.htm，2016年7月27日访问。相比之下，无支配的自由的法律属性则较难理解。以Google为代表的网络公司被遗忘权相关规则的制订过程没有充分征询企业的意见表达了不满。尽管被遗忘权能够激发数据自主的想象，但其确立也必然引发自由减损的风险。
用康德表述方式，即是独立于某样东西。尤其是以分散式存储和处理技术为基础的大数据模式导致了人际关联的过度紧密。
而互联网使人与人、事件与事件、行为与行为之间的联络更加紧密，也就加强了这种因果联系存在的范围与程度。基于此，有学者批评欧洲法院的判决只关注当前，而缺乏面向过去和未来的历史维度。未来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制应该更加均衡地对待隐私、自由、安全、效益等利益。CNIL决定的事实根据正是互联网的高度互联。
人们不自主地产生大量数据。虽然目前相关立法呈现出价值取向中庸，对公民权利保护较弱等问题。信息隐私保护基本没有独立规范地位，信息自主更是难觅踪迹。首先，被遗忘权的实际效果并不像其名称那样绝对。
甚至会探究这种权利的核心是自由权还是财产权？或者其他权利？但是，欧盟创立的被遗忘权，名为权利，实则是一种监管手段。因为被遗忘权的运行必须经由一个机构对申请删除的列表内容进行审查、分类和处理。
[14]尽管无法预知欧盟能否为被遗忘权提供更好的效力论证，但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被遗忘权的全球效力都只能是一种事实性的强制力。[26]被遗忘权的申请者是普通的数据主体，而承担审查和删除责任的则是提供搜索引擎服务的公司。
欧洲媒体质疑谷歌团队审查的权威性和公正性。自2014年Google Spain案[1]以来，被遗忘权（right to be forgotten）早已不是新鲜事物，然而其冲击力却并未减弱。被遗忘权的规范效力问题被推向风口浪尖。例如BBC就定期公布经申请被搜索引擎公司删除列表的相关信息的情况。并删除了大量类似于次贷危机中的银行高管、作弊的足球裁判、有劣迹的律师等争议人物的负面报道的搜索引擎列表链接。[3]实际上，被遗忘权的确立与实践，不仅加重了企业的运营责任，更引发了巨大的自由风险。
在被遗忘权成为一种有法律效力的权利的过程中，欧盟并没有遵循受影响最大的跨国网络公司以及新闻媒体的意见，也没有充分考虑其他国家的法律规范，更没有顾忌其他国家公民的意见，而是以一种近乎专断的态度推行其监管模式。一种权利如果不是前政治的自然权利，就应该是运作良好的民主商议过程的产物，否则就涉嫌武断和强加。
[23]作为实定法意义上的自由权，不仅在规范上有特殊表述，在保护上也有特别机制。[3] 王弼注、楼宇烈：《老子道德经注校释》，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93页。
但现代法律已经从外在立法转向自我立法，具有了自律性质。但相关的忧虑却很难因为法院的沉默而被平息。
这类权利具有坚实的自然法基础，且在各国宪法和国际人权法中都有明确表述。因此，应综合权衡信息的重要性、信息公开的必要性以及申请删除者可能蒙受的名誉损害等因素，对删除搜索结果的申请进行个案判断。而我国相关规范中未涉及删除的彻底性与义务主体的广泛性未必也是缺陷。大数据运营使全球各地的人们超越时空限制，在经济和法律等维度彼此纠缠和互相拖累。
因此，被遗忘权并不是我国当下紧迫的法律问题，我们应当以更加稳健的立场展开相关法律政策研究。人类社会发展总体而言就是联系日渐紧密的过程。
除了学界对这一权利有研究兴趣外，相关市场主体对该权利并不太关注。[20] Cesare Bartolini, Lawrence Siry,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in the light of the consent of the data subject, Computer Law Security Review , 2016 , 32 (2) , pp.218-237. [21] [美]朱尔斯·科尔曼、斯科特·夏皮罗主编：《牛津法理学与法哲学手册》（上册），杜宴林、朱振、韦洪发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1页-24页。
与此相应，以Google为代表的搜索引擎公司在处理被遗忘权的删除申请时，其标准也不够清晰，甚至有任意之嫌。在这种情况下，欧盟利用经济压力迫使其以美国为首的数字经济伙伴对其被遗忘权逆来顺受。
由于欧盟被遗忘权仅针对搜索引擎的运营者，而以百度为代表的中国搜索引擎企业在大陆以外的业务量非常有限。大数据时代隐私与自由的根本冲突正源于此。[24]这种的自由是西方法律制度中稳固的自由价值，容易被理解。《侵权责任法》第36条第2款规定被侵权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
相反，过度互联的网络空间所遭遇的管制甚至要严于现实空间。一般行为自由还可以从政治哲学层面，细分为无干涉的自由和无支配的自由两个层次。
为妥善保护被遗忘权的相关法益，不可亦步亦趋，而应选择更加稳妥的路径和方法。在政治和法律领域人们经常谈论三种自由：无干涉（non-interference）的自由、无支配（non-domination）的自由和自律（self-mastery）的自由。
[34]被遗忘权约束的数据企业的自由（freedom）首先是自由竞争，而数据主体之一的用户自由则是便利性。欧盟通过一系列立法确立的包括被遗忘权在内的个人数据保护权（The right to protection of personal data）等适应互联网时代数据保护的权利总是试图将主体表述为everyone，但它们明显并不属于传统人权或自然权利的范畴。
